近日，一项调查显示，95 .32%的受访用户手机中存在预置应用软件，其中88 .91%的预置应用软件不可卸载，并认为，预置应用软件违反多项法规。

　　实际上，在利益的驱使下，预装恶意软件已成为手机市场的潜规则，解决问题需要建立芯片安全机制，完善产品监测手段，加强流通环节管控力度等多个环节入手。早在今年的央视315晚会上，就已曝光了大唐高鸿通过预装软件，向手机植入恶意软件，获取用户IMEI、MAC地址等设备信息，查看系统应用软件列表，并监控用户日常使用软件的时间、次数、网络流量等侵权行为。

　　因为恶意软件开发周期短，成本低，获利快，所以在手机市场中，此类问题普遍存在。不过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，以目前的产品条件，还不能完全规避预装软件带来的风险。

　　手机软件是如何预装的

　　对于由预装软件引发的问题，业界人士并不陌生。

　　技术层面，窃取用户隐私的软件与吸费软件没有明显区别，都是在安卓系统平台中，被打包为APK格式的dalvik vm执行文件。因为此类文件在“/system/app”文件夹下执行是不受限制的，所以在程序正常运行时，用户在删除移动应用后，仍然无法删除保存在后台的问题程序。

　　手机预装软件分为两种，一种是吸费软件，不过现在正规的手机预装渠道已经不再接受吸费软件了;另一种是常见应用，这种是通过提升应用装机量，窃取用户日常生活和行为的数据信息，或者保证目标应用长期运行在智能手机中不被删除，而不是与利益相关方分享用户流量损失的红利。此类应用中，应用推广平台开发商按程序的装机量，向协议方交付0.7至3元人民币的费用，保证程序安装到手机中。

　　在使用过程中，用户数据信息，会通过无线网络信号，发送至指定平台上。收到回复后，平台厂商就得到了向软件厂商索取利润的凭证，进而索取相应利益补偿。厂商的平台规模与推广力度越强，交付的费用也就越高。

　　过去，平台厂商会与手机生产商接洽，让刚出厂的手机早早预装目标应用。在产品进仓之后，工作人员通过连接设备，用电脑直连手机，完成预装准备工作。此流程中，操作方需要付出一定的人力成本，曾被央视点名的“大唐神器”正是这样的一款已经落伍的应用。

　　不过伴随技术的进步，硬件直连的方式正在被新式装备取代。目前，预装设备可以通过WiFi与手机连接，每台设备可以并行为40部手机安装程序，缩减了预装成本。即使是为百万部以上规模的手机预装软件，工作量也不会很大，占用的时间成本也不高。

　　在新式预装设备被广泛使用后，手机供应链开始伺机而动。由于预装应用的条件限制不多，导致产品在流通过程中，分销渠道商与平台厂商的合作开始增多，重装手机系统的频率随之提升。

　　正因如此，用户很少使用到生产环节预制的软件，开始更多地使用渠道商预装的软件，平台厂商的合作伙伴，正在从传统的生产商转向渠道商。谁更接近最终用户，谁就是平台商的最终合作伙伴。